現實
三十多年過去,中國對非公有制經濟早已跨過了政治心理上的排異期,民營企業(yè)家也不再對“大款”“個體戶”“私營業(yè)主”之類的稱呼感到不安,很多人當勞模、政協委員、入黨、提干,2007年,呼吁多年的《物權法》正式通過實施,明確保護私有財產,中國在政治、社會層面上早已包容接納了非公有制經濟。
但我們也不得不警惕一些現象。
比如隨著近些年反腐的深入,不正常的政商關系在被廣泛反思的同時,輿論重提企業(yè)家“原罪論”,以為無官不貪、無商不奸,這種過于極端的看法把改革開放變成了政商勾結、攫取利益的歷史,忽視了企業(yè)家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正面推動作用。又比如這些年,很多民間資本投資無門,在股市、樓市、債市來回游竄,干擾了正常的市場經濟,資本逐利是天性,我們剛應該反思政府如何創(chuàng)造更好的投資環(huán)境,用政策去引導資本投資走向,讓更多資本進入實業(yè),安心生產,而不是在意識形態(tài)上再對資本產生恐慌甚至打壓。又比如對政治環(huán)境“非左即右”的誤讀,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改革的共識,擾亂了改革的軍心。
經濟新常態(tài)下,怎樣讓非公有制力量不要游離在改革之外,政府也在做探索:國企改革中的混合所有制探索,地方基礎設施投資的PPP模式、投資負面清單制度等等。在這個過程中,尤其要注意維護政治環(huán)境的穩(wěn)定、法律的權威和政策的延續(xù),避免人為引起非公經濟的莫名恐慌和擔心,一定要讓同樣是社會主義勞動者的他們徹底安心。
所以,習近平重申了三個“沒有變”:
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(fā)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;
我們毫不動搖鼓勵、支持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(fā)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;
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(fā)展營造良好環(huán)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
所以說叫“定心丸”!如果我們回顧歷史,可以更好地理解“定心丸”的深刻含義。
歷史
歷史是最好的老師。
熟悉新中國歷史的人,對建國后非公有制經濟的改造過程并不陌生。1953-1956年,政權鞏固后,中央政府在經濟制度上對非公有制經濟開始了“一化三改造”,對資本主義工商業(yè)采取“利用、限制、改造”的政策,逐步變?yōu)楣胶蠣I。對個體農業(yè)、手工業(yè)的社會主義改造則采取了合作社的道路,四年后,公有制成為我國唯一的經濟基礎。
當時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受蘇聯的影響很深,經濟建設也就嚴格遵循“老大哥”蘇聯的模式來,覺得社會主義就等于公有制,任何非公有制都是“資本主義尾巴”,必須要割掉。
當然,片面強調“一大二公”的結果,歷史早有定論。
改革開放后,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和解放也經歷了非常曲折的過程??梢哉f,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正名,就是一部改革開放的歷史。中共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和政策演變,經歷了“補充論”到“重要組成部分”,再到“平等發(fā)展論”。

個體工商戶
文革結束后,一大批知識青年返城,城鎮(zhèn)面臨著700-800萬人的就業(yè)壓力,所以當時中央開始允許“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、服務和手工業(yè)等個體勞動,但不準雇工”。注意最后一句“不準雇工”。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,雇工就存在著剝削,社會主義都消滅了剝削了,怎么能雇工?所以,當時對個體勞動的經濟模式“網開一面”,但對需要雇傭工人的“私營經濟”卻一直不敢松這個口子。
1981年10月,中共中央、國務院作了《關于廣開就業(yè)門路,搞活經濟,解決城鎮(zhèn)就業(yè)問題的若干決定》,提出“在我國,國營經濟和集體經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形式,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”。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根正苗紅的公有制經濟形式,在這之外,有了一個“必要補充”,就是個體經濟。那個文件里還提到,“對個體工商戶,應當允許經營者請兩個以內的幫手,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五個以內的學徒”。
從一個人到幾個人,中央文件的突圍顯得極為小心翼翼,學徒、幫手,刻意回避了“雇工”兩字。不過,那個文件中也提到了,“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占優(yōu)勢的根本前提下,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長期并存,是我黨的一項戰(zhàn)略抉策,決不是一種權宜之計”。也就是說,非公有制經濟形式會長期存在,這也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重要認知,也是一個“定心丸”。
一年后,中共十二大召開,提到勞動者個體經濟的政治經濟地位時,用了“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”的表述,比1年前,多了一個“有益的”,從效果上肯定了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。
不過,個體經濟的發(fā)展,必然會牽涉到雇傭工人的問題,你總不能讓人生產擴大了,還這幾個勞動力吧。但那個時候如果工廠主雇傭了過多工人,就會被扣上“資本家”的帽子,這是政治上的“不正確”。所以,對于這種民間早已開展的超員雇工問題,中央“睜一只眼閉一只眼”,只是沒有公開宣傳,展現了改革寬容的態(tài)度。
在1987年10月的中共十三大之前,中央高層也對個體經濟釋放了很多善意的信號,比如胡耀邦鼓勵青年人自謀職業(yè),說“凡是辛勤勞動,為國家和人民做了貢獻的勞動者,都是光彩的”,鄧小平“先富后富”的提法,都給個體經濟在吃“定心丸”。
所以,這段時間,個體經濟成為改革開放最活躍的前沿。從1979年到1986年,個體經濟由31萬人發(fā)展到1211萬戶,1846萬人,這是個非常了不起的跨越。

正名
1987年10月,中共十三大終于為私營經濟正名,提出“對于城鄉(xiāng)合作經濟、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,都要繼續(xù)鼓勵它們發(fā)展”,而且“在不同的經濟領域,不同地區(qū),各種所有制經濟所占比重應當允許有所不同”。存在雇傭關系的私營經濟第一次站在了陽光下。
非公有制自20世紀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后,重新獲得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中的合法地位。
突破這個關口后,接下來就是在中央和國家層面對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各種表述了。比如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“公有制為主體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(fā)展”確立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,明確提出“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”。
2002年,中共十六大提出“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(fā)展公有制經濟”,“毫不動搖地鼓勵、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(fā)展”。一直到2012年,中共十八大進一步提出“毫不動搖鼓勵、支持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(fā)展,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、公平參與市場競爭、同等受到法律保護”等等。
非公有制經濟從“補充”的邊緣角色,逐步變成“重要組成部分”,到“平等發(fā)展的市場主體”,島叔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回顧這段歷史,可以看到思想解放的不易。
曲折
不過,30年的改革開放歷史中,非公有制經濟不是一直順風順水,也經歷過波折。
1989年,受到國內政治風波的影響,在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同時,錯誤地把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(fā)展當做“私有化”、“資產階級自由化在經濟領域的表現”加以批判,在一段時間內造成黨的政策似乎要變的緊張空氣。
人心不穩(wěn)。據1989年8月12日的《人民日報》報道,這年上半年全國城鄉(xiāng)個體工商戶逐月下降,6月底比1988年底的實際戶數減少218.4萬戶,從業(yè)人員下降361.6萬人,分別下降15%和15.7%。私營企業(yè)也從1988年底的90581戶減少到1989年底的76581戶,減少了14000戶。這是1979年以來,個體私營經濟唯一下降的一年。
所以,1990年至1991年,中央重申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不變的方針,明確“對現在的私營企業(yè)主不應和過去的工商業(yè)者簡單類比和等同,更不要像50年代那樣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”,穩(wěn)定了人心。接下來,就是大家熟悉的鄧小平南巡講話。中國的改革進入一個新時期。
“開弓沒有回頭箭”。改革開放是歷史潮流,浩浩蕩蕩,誰也擋不住,誰也別想走回頭路。
文/獨孤九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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